目前全球化及非关税贸易壁垒又出现新一轮浪潮，标识在农产品营销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概述食品标识问题并介绍美国的若干种标识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机构。同时，分析对贴有属性标识的产品的支付欲望。 |现有文献表明，对于贴有属性标识的产品的支付欲望因国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食品的有用性、营养的摄取、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积极的科学态度及媒体的正面影响力等因素均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消费者对食品的信心及支付欲望。不同消费者对加工型标识有不同反应；因此，制定与食品标识相关的行政命令时应对不同利益集团予以特别关注。

引言

近几年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食品和农业行业已从大批量商品生产转向多样化生产。农业生产者面临产品价格降低和市场周期缩短得双重困境。此外，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出口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例。任何产品要想在全球的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 就必须达到进口国相关法规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这些国家消费者的要求。目前,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对食品的生产过程都提出严格的要求,如不能含有转基因成分等。消费者的意见变成了法规，已成为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主导因素。许多出口国认为此类纯属自由贸易的障碍，是一种非关税性贸易壁垒(NTBs)。非关税性贸易壁垒包含多种形式：包括购政府采购协定、标识及包装规定等。

非关税性贸易壁垒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上升趋势，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近几轮谈判中有关限制贸易方面最广为关注的话题。由于政府由直接的贸易立法转向出台各种行政规定，此类非关税性贸易壁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例如，在过去某个政治集团可能要求施加10%的关税，政府就直接制定相关的贸易法；而今政治集团则批准某些规定促使行政机构设置非关税性贸易壁垒。例如，规定要求应“保证消费者所购买的进口冷冻食品的安全性”，那么，政府的某个机构就会出台一系列法规，保证进入国境的冷冻食品的安全性。非关税性贸易壁垒就此产生。希望开辟出口市场的公司就必须使其产品满足这些强加的要求。

食品标识只是非关税性贸易壁垒全球化的一个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营销手段。食品标识，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均用来区别同类产品的不同特性。这种区别可过通溢价为种植者、加工者和出口商带来经济利益。本研究概要介绍食品标识问题，如美国农产品及食品使用的各类标识等；也讨论与各类标识的愿付价格相关的实验性研究结果。

标识，市场营销工具

使用标识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广告宣传产品的某种特性，这种对于买方来讲非常重要，因而可拉动消费者需求。很多研究都表明，通过更改标识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最终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标识向消费者传达多种产品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是内在的（即体验性特征），它指的是在购买之后才能够体验出来的品质，比如味道、瘦肉含量、不含某种化学元素或成分等。产品特征也可以是外在的（即信任特征）。外在特征通常观察不到并且难以衡量；比如产品不应含有转基因物质，生产过程还应考虑动物福利，环境和伦理因素等。标识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越多，它所得到的东道国政府和消费者的关注也就越多。

今天的消费者面临多种食品标识，传达多种关注点和内容特征，包括食品安全，营养，健康要求，原产地，是否为有机食品，是否有利于环保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只有在消费者认同标识所传达的信息是正确的、认证标识的机构是可信的，标识方可称为有效的营销工具和对付非关税壁垒的有力途径。过去的调研表明，公众认同的标识已经成功地向消费者传播了产品的真实特性。根据克理斯皮（ Crespi） 和 马列特（Marette）的研究显示，在消费者无法感知产品品质的时候，标识的信任特征即可发挥重要作用，向消费者传达产品的可信度。对于私营领域来讲，在竞争中体验特征的效率远远高于强制性规定。

一个标识，多种用途

标识可以帮助陷入困惑的消费者作出更能够体现他们偏好的选择。在政府干预标识的情况下，使用标识的一个目的就是影响单个消费的选择，使之与社会目标相一致（见参考文献： Golan, et al., 2000）。在美国有着非常多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对各种标识进行认证。本章节概括了一些在美国常见的标识，它们反映产品的内在和外在特征。

加工过程型标识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的出现，化学制品的应用，疯牛病及其他由于食品引起的疾病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因此，对加工过程型标识的审查尤为仔细。必须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信任特征而言，消费者更相信来自于公共职能部门和消费者权益组织的界定，而不是食品行业本身的界定。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对于食品应用的农药作了限制，制订了食品安全标准，其中规定施用在食品上的所有农药都必须做出无害安全保证。

有机食品标识 。在美国一个倍受争议的标识就是有机认证标识。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经过认证的有机农田面积不断增加。美国农业部的最新估算表明，在 1992-97年间，美国认证有机农田的数量翻了一番，已经达到130万英亩，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见参考文献：Dimitri and Greene)。新近接受认证的有机产品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仅2000年上半年就已经推出了800种产品。作为权威部门，美国农业部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机食品标准，于2002年实行。美国农业部授权某一认证组织对所有使用此标识的产品进行审核，保证其符合各项标准。

生态食品 标识。 在美国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标识，这就是由食品联盟 (TFA)颁发的生态食品标识。食品联盟总部在俄勒冈州，是非盈利性第三方认证型组织。食品联盟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农场主提供市场激励机制，以促进多种可持续农业耕作法，比如减少或者不使用农药，水土保持，提供安全且公平的市场环境。在该激励机制下可以使用经过食品联盟批准的认证标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带来近5%的额外收益。

公平贸易标识 。公平贸易标识项目涉及到社会责任。制定这些标准的目的是保证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可以得到合理的价格。到目前为止，美国公平贸易产品认证机构 (TFUSA)一直在做咖啡的认证，从2002年开始做茶叶认证。要想得到该认证标识，咖啡的种植者必须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且得到了合理的最低售价。此外，要使用公平贸易标识，买方必须支付公平的价格且愿意支付占总额60%的预付款。美国公平贸易产品认证机构希望通过这些做法减少咖啡市场的波动对小农场主的影响。它认为公平交易是有力的、活跃的，替代型的经济模式。该模式从长期看可保护市场，具体内容包括提高小型农场主的自立能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加强农村地区的实力。

害虫综合治理 (IPM) 。所谓害虫综合治理，是指在农业操作中一种有效的，环境友好的害虫治理方法。例如，种植者在使用农药之前监测庄稼及其受损情况。害虫综合治理项目在害虫生命周期及害虫与环境互动方面使用最新的综合信息，旨在通过最经济的手段管理虫害，使之对人类、财产和环境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在农业领域中，高效率、低风险的害虫控制办法是人们的第一选择，比如使用信息素等生物杀虫剂干扰害虫交配，用机械控制法诱捕害虫或除草等。如果低风险的办法无效，那么才会使用其它灭虫法，比如在选定的目标区域喷洒杀虫剂等。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要考虑不同灭虫方法的成本。总体来讲，害虫综合治理并不是单一的控制虫害的方法，而是控制虫害的管理、评估，相关的决策和控制等一系列综合因素。

“海豚安全”金枪鱼标识 。美国保护海豚的金枪鱼项目就是使用加工过程型标识的另一个例子。太平洋东部热带海岸海豚的死亡率很高，因此国会修订了“保护海生哺乳动物法” (MMPA)，并且在1990年制定了相当受消费者欢迎的“海豚安全”金枪鱼标识。这个项目认定通过网住海豚来捕捉金枪鱼的做法是违法行为；但是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几个拉美国家却认为这是在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

转基因食品标识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制定了一套自愿的程序，规定销售转基因食品或饲料的公司应通过此程序向该机构就安全及相关规定进行咨询。但是，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又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准备把该程序改为强制性规定。销售转基因食品或饲料的公司如准备推出生物工程类食品或饲料，则必须提前120天通知该机构，并且提供足够的数据和信息证明该产品与其同类的传统产品同样安全方可销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最近颁布了指导性方案，规定可以自愿用标识注明某一产品是否为转基因食品。该草案可以协助生产者保证标识的可信度，不会误导消费者。(详见 WWW.FDA.GOV- Performance Plan 2002).

营养和健康标识

1990年的《营养、标识和教育法案（NLEA）》将1973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制定的自愿标识系统做了多处重大修改。《营养、标识和教育法案》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必须使用营养标签，而对于食品的健康声明有严格规定。然而，该政策使得生产者成本增加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据估计，在今后20年中该法案将会使政府增加开支达1.63亿美元，而食品行业的开支则会增加14亿到23亿美元( 见参考文献： Nayga 2003)。家禽及家畜的肉类标识由美国农业部监管，健康声明主要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控制，而广告声明则主要由联邦贸易委员会管理。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指导原则，要求诚信使用各种标识，对于滥用标识者追究法律责任。

健康的选择—金枪鱼煲

营养成分
计量单位：1包? 9盎司

激励性标识 。 激励性标识的例子之一是“已认证的 安格斯 牛肉”。 1978年就推出了 安格斯 牛肉认证计划。该计划意在加强美国 安格斯协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牛肉制品注册机构与、牛肉制品生产者、牛肉制品包装者和牛肉制品分销者之间的联系，向消费者提供质量及口味俱佳的牛肉制品。今天，已认证的 安格斯 牛肉处是美国 安格斯协会中的一个非营利性分支机构。目前， 美国 安格斯协会中 有 35,000多名 成员 是安格斯牛的饲养者 ，他们都致力于生产口感及鲜嫩程度均属一流的高品质牛肉制品。

地源性标识

原产国标识 。美国 2002年农业安全及农村投资法案（习惯上称其为2002年农业法案）是对美国1946年农产品营销法案的补充，新法案要求零售商必须告知消费者规定范围内商品的原产国。“规定范围内的商品”包含：经过分割的牛肉、羊肉和猪肉， 碎牛肉、碎羊肉和碎猪肉，人工喂养的鱼和贝类海鲜，易腐烂的农产品及 花生。 易腐烂的农产品是指新鲜水果和蔬菜。2004年1月27号，布什总统签署了108-199号公众法，宣布在2006年9月30日之前，对 “ 规 定范围内的商品” 暂不执行 强制性的原产国标识，但野生及 人工喂养的鱼和贝类海鲜除外。该法同时规定， 项目的执行机构 是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营销服务局。

对原产国标识将带来的潜在影响，业界和生产者的看法不一致。业界认为相对于家禽等不需要标处原产国标识的商品而言，牛肉的价格显得很高；越来越多的零售商会倾向于销售包装好的肉类食品，因此店内加工成本也会提高。另外还有人担心使用原产国标识会对部分农场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农场主难以说清其圈养牲畜的来历。据称，若不能将自己的牛肉制品销售到超级市场，这些农场主就不得不将牛肉出口，或者销售到那些不受原产国标识影响的食品服务市场中去。而该法令的支持者宣称农场主最终会从原产国标识中获利，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消费者愿意为以美国为原产地的牛肉制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俄克拉荷马制造”标识 。 必须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生长、制造或加工的产品才有资格获得俄克拉荷马制造标识。生产者需要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农业局签订协议，再被收入到俄克拉荷马制造标识的名录中。俄克拉荷马州的农产品生产者均可免费享受此项服务。

得到更多产品信息，可代价是什么？

近来，动物疫情频繁爆发，同时人们对有损健康及环境的肉制品的生产过程日益担忧，这就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大讨论，议题是能否建立起一套信息系统来追溯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然而，建立“安全食品”市场的计划并没有成功（见参考文献：Caswell ，1998 ）。《法、德、英、美对使用转基因玉米和生长激素而生产的牛肉的需求》一文的作者罗森（见参考文献：Roosen 2003）指出建立 “安全食品”市场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很难判定某种产品是否安全。她建议投资建立产品标识体系，认为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办法。总体来说，应当采取措施让消费者选购到符合 个人消费偏好的产品，但所花的代价不能太高。只有这样的措施才能奏效。因此，关键是要弄清楚拟采取的措施对消费者的价值有多大；还应搞清楚如果商品有标识，注明了产品的生产、加工信息(例如可溯源性和质量保证)，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额外费用究竟有多高。最近的多项研究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旨在衡量消费者为了解某种产品特性究竟愿意支付多高的价格。

愿付价格（ WTP）是度量指标之一，用来衡量消费者会为具有某 一 种或某 几 种 特 性的产品支付怎样的价格。愿付价格指消费者盈余，其定义由希克斯需求曲线演化而来。在希克斯需求曲线中，需求量决定价格及使用效用价格，而收入水平决定使用效用。（见参考文献：Golan and Kuchler, 1999）。最近几年，多项研究均应用该理论衡量消费者给产品的内在及外在特征的愿付价格究竟有多高。现简要介绍如下：

涉及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质量保证（ TTA）的研究 。 可溯源性是最受重视的特征之一，在肉类及其他畜产品中尤其如此。最近的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在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质量保证等领域已经落在了其贸易伙伴及竞争对手（尤其是欧盟和日本）之后。为保持全球竞争力，美国需要制定一整套制度以确保消费者能够了解此类产品特征。迪克斯（ Dickerson）和贝雷（Bailey）两人有一项研究（2002），度量了消费者愿意为肉类食品的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保证（TTA）所承担的愿付价格。研究还特别给出了更清晰的定义：可溯源性指是否能够追踪肉类食品从农场到销售市场的全部生产过程；透明度指肉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添加了生长激素荷尔蒙，同时，产肉家畜在饲养过程中是否得到了人性化对待；额外质量保证指肉类产品额外附加的安全保证。在一系列的拍卖实验中，消费者竞价以得到肉类食品特征方面的信息，实验结果说明消费者愿意为了解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保证等信息而付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为了将普通牛肉及猪肉三明治升级为标有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保证信息的三明治，消费者愿意承担的愿付价格平均值达到了产品价格的33％。此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美国的 红色肉类生产商开始生产标有 可溯源性、透明度及额外保证信息的产品，那么可开发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涉及有机食品及生态食品的研究 。研究人员也分析了对贴有有机食品及生态友好食品标识的产品的愿付价格。在美国，贴有有机食品标识的产品必须经过相当严格的认证，然而，对贴有生态食品标识的产品定义较模糊。虽然也需要符合相应标准，但并不直接受政府法规的约束。生态友好标识是为了识别在更适宜的环境中生长的产品，识别的基础在于评估环境对产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只是相对于其他同类产品而言（见参考文献： Loureiro, et al., 2001）。通过多项式胜算对数模型，路瑞欧（Loureiro）等人于2001年评估了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生态友好标识产品和普通苹果之间的选择情况，同时分析了当人们在这三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社会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选择贴有生态友好食品标识的苹果的消费者中，许多人却认为有机食品的安全性较高，同时更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希望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购买有机食品。此外，该研究还表明：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以及对“安全食品”以及环境保护关注度较高的个体或家庭，他们选购有机食品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家庭人数较多且对生态友好标识食品的质量有偏见的话，则选择的可能性较小。麦克鲁斯科（McCluskey）等人（2003年）指出人们愿意支付额外费用购买那些贴有标识，证明是在公正、安全的工作环境中由农场工人生产的苹果。

涉及转基因食品的研究。 近年来，消费者是否喜欢转基因农产品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研究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应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国度或文化背景。 53％的欧洲消费者抵制转基因食品，无论从风险上还是道德上讲他们都不会选择转基因食品，而64％的美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中立或赞成态度(见参考文献：Marks, et al., 2002)。此外，有一项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指出，绝大部分被访者希望为转基因食品贴上相应的标识（见参考文献：Teisel et al., 2003）。但是，该项调查的不足之处是调查中没有提到实施“为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这么一个计划所产生的成本或收益。此外，当很多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时，中国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却并不反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中，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印象多是肯定的，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更关注能否获得足够的食品及营养成分(见参考文献：Curtis et al., 2004)。再补充一点，柯蒂斯（Curtis）等人（2004）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估计不足，原因如下：对政府的信任、对科学的认识程度及媒体的积极宣传等。李（Li）等人2002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消费者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生物工技术毫不了解或知之甚少，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总体上是肯定的。中国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大米和转基因色拉油承担愿付价格（WTP），这也和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持有的肯定态度有关。1999年加拿大环境调查组织对10个国家的消费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消费者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态度最坚定。79％的受访者赞成使用生物技术增加农作物的抗虫性，同时减少化学药物在农作物中的使用。这一支持率在10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在美国支持率是78％，日本是63％，英国是36％。麦克鲁斯科（McCluskey）等人(2003a)调查发现，日本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面条承担的愿付价格（WTP）是在非转基因面条的40％，愿意为转基因豆腐承担的愿付价格是在非转基因豆腐的36％。鲁克斯（Lusk）等人（2003）在一项针对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消费者的调查中，预估了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愿意为含转基因成分的牛肉所承担的愿付价格，出产这些牛肉的牛都喂食过转基因玉米等多种转基因饲料。研究结果表明，和美国的消费者比起来，欧洲的消费者更青睐没有食用过转基因玉米的牛产出的牛肉。

鲁克斯和弗克斯（ Lusk and fox 2002）两位研究人员2002年预估，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讲，有必要制定政策要求使用强制性标识，注明牛肉制品在生长过程中是否注射过生长性荷尔蒙或喂食过转基因玉米。研究表明，如果无需为此支付任何额外费用，85％的受访者希望标签中注明牛肉制品在生长过程中注射过生长荷尔蒙，与此同时，64％的受访者希望标签中注明牛肉制品在生长过程中喂食过转基因玉米。从消费者愿意承担的愿付价格来看，其统计表明，给生长过程中注射过生长性荷尔蒙的牛肉制品加上标识，消费者平均愿意多支付17％的费用；给生长过程中喂食过转基因玉米的牛肉制品加上标识，消费者平均愿意多支付10.6％的费用。

瓦赫海姆 (Wachenheim)和范?威赫尔(Van Wechel)两位研究人员作了一个拍卖实验，评估美国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已贴上不含转基因成分标识的食品，以及生物技术中的正反面信息会对环境产生哪些影响。 北达科他州大学 的学生参加了这次实验，研究中发现，在薯条、饼干和松饼这三种食品中，贴上不含转基因成分标识的食品的比想象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平均竞价分别高出11.0％、 10.2％和13.5％。巴克（Barker）和伯翰（Burnham）两位研究人员(2001年)研究了美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玉米片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30％的被调查者作出购买决定的根据是：该产品否含有转基因成分。

不过，大多数研究还表明，和日本及欧洲的消费者相比，美国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较高 (见参考文献：Curtis, et al., 2004)。总体上讲，消费者如何理解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和益处，直接决定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不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支付愿付价格。此外，消费者对风险如何理解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消费者是否信任政府管理人员、对科学发现的态度以及媒体如何引导等(见参考文献：Curtis, et al., 2004)。

涉及营养成分的研究 。通过研究，对于“在标识上注明营养成分”这一计划的看法并不一致。缪杜斯达（ Mojduszda）和卡斯韦尔（Caswell）两位研究人员(2000年)断定，一般来讲生产商自行标注的营养成分的作用不大，因为消费者很难从中了解到足够的产品品质方面的信息。他们认为，为准确的传达品质信息，必须强制规定贴上规范性的营养成分专用标识。从另一方面看，泰瑟尔（Teisl）等人指出，营养成分特种标识所提供的信息的价值一般来讲是肯定性的，且价值大小依据产品的不同而不同；对于蛋黄酱来说，每户每月0.09美元，而牛奶则是每户每月0.5美元。然而，即便是在营养成分特种标识上标明了固定、实用的信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并不总是理性的。例如饥饿、生活紧张忙碌以及选择在何处购买食品等实际因素，都可能导致消费者作出非理性的选择(见参考文献：Mancino and Kinsey, 2002)。

涉及原产国的研究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原产国标识（ COOL）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消费者是否愿意为美国原产国标识支付额外费用(见参考文献：Henneberry and Armbruster, 2003)。鲁克斯（Lusk）和安德森（Anderson）两位研究人员运用均衡移动模型对农场、批发商及销售牛肉、猪肉和家禽的零售市场等各个因素进行分析，说明如果要为原产国标识支付额外费用，生产商和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强制实施原产国标识会导致成本上升和生产商利润下降，但是，若累计总消费需求(即愿付价格WTP)以2％到3％的规模增长，就足以弥补此项损失。布莱斯特（Brester）和马尔士）（Marsh）两位研究人员 (2003年)运用线性弹性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如牛肉和猪肉零售市场需求的持续性增长分别达到1.35％和0.95％，则未来10年中养牛者和公猪饲养者就不会在失去其生产者剩余。乌姆伯格（Umberger）等人就美国消费者对使用原产国标识的牛肉制品的偏好程度这一问题作了定量及定性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运用了调查及拍卖实验两种方法，研究表明，大部分芝加哥和丹佛的被调查者（73％）愿意为使用原产国标识的牛排和汉堡分别支付11％到24％的额外费用。对于贴有“保证美国原产：美国生和美国长”这一标签的牛排，参加拍卖实验的消费者愿意支付19％的额外费用(见参考文献：Umberger, et al., 2003)。研究结果还表明，出价最高的竞价者愿意购买贴有原产国标识的食品，是因为他们相信原产国标识意味着该食品安全性更高且品质更好。

结论

目前全球化趋势日益普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越来越强，因此，标识在农产品营销中的作用变得逐渐重要。食物标识 ,无论是自愿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均可区别产品特性，提高消费信任感。今天，大量各式各样的食品标识为消费者提供与食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其中某些信息的专业性极强。本文概述食品标识领域相关问题，分析了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及管理者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文章前半部分介绍了美国常用的几类标识及相关的管理机构。标示按照生产加工型、营养型、原产地型及宣传促销型分类。

本文第二部分回顾两方面的研究内容， 即消费者对产品标识支付意愿的研究及区分产品特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愿意为某些生产加工型标识，如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标识，支付额外费用；而发展中国家的消愿意费者却不愿意支付类似的费用。从全球范围讲，判断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及他们是否愿意为此支付额外费用时，食品的可用度、营养的摄入量、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确的科学观及媒体的正面宣传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消费者对生产型标识的反应不同，所以在实施强制性生产型食品标识时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生产者、加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特别谨慎。标识的成本以及在国内的相关利益集体中的使用是否会影响社会利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及政治问题。

（黄育红译）